[25]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等等。例如，简洁乃法律之友，法律必须简洁，以便容易掌握。

第三类：人们在享有各种权利的同时，还需要履行必要的义务。这些文件体现了全面的人权标准，是联合国促进、监督和保护人权活动的主要依据。所谓强制性，即唯有法律规范具有国家强制性，它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由国家强制力保证，而其他社会规范都不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也不可以借助国家强制力来维系。中国的现代化属于追赶型，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优势，主要通过从上到下的方式，用较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世界人权宣言》中的人权法治思维1948年12月10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第217A号决议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主体、过错、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五个方面，有归则和免责两种结果。也有根源于中国国情的独特的法治思维，如政党领导法治、民主集中制、注重对权力的纵向监督、注重秩序优先和注重实质正义。他进一步细化：在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中，道→德→礼→法→刑是王道政治理念迫于现实向下的渐次展开，但目的只是为了通过这种展开，最终能沿着刑→法→礼→德→道的上行路线，达到王道政治的实现，即出礼而入于刑，施刑而返于德，禁暴而归于道。

集体主义精神和混合法样式是中华法系得以自立于世界法系之林的重要基石。‘行政司法合一，古罗马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地方均是如此。却对前面提到的民主性精华未著一词。……但需指出，构建新时代的中华法系，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法系，它必须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既有特殊性，也有典型性，而且还需以它的先进性赢得世界的尊重。

传统正义学说和中华法系都处于根本性的转型期，应当也可以吸纳西方正义论的基本自由、平等、权利原则，其固有的正面价值是实现转型的积极资源。未来的道路需要从两者的实际并存出发，不仅要追求其逐步磨合，更要探索其融合与超越的道路。

这些成果曾经被传播到域外，成为这些国家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重塑中华法系，就是要在现代化的法律体系中，融入经过更新的伦理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华法系曾经创造了包括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律艺术在内的丰富成果。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写到：在未来的21世纪应该是中华法系复兴的时期-重塑 中华法系，将给予中华民族以建设国家的自信心。

他们列举了现在中国法律中某些有关道德的规定，以及采用的一些传统法律中的做法，确认中华法系得以继承和发展。并认为：为了重塑中华法系，我们需要以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固有的中华法系，发掘其中可以为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所需要的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3] 郝铁川：中华法系的创造性转化，载爱思想网。依中国文化，实现和支配大同世界的主要途径和力量是道德，即人的德性的发挥，所以法律的作用受到道德的支配和限制，这一点与西方不同。

②法的形式是诸法合体，律、令、格、式、例、并存。乔伟先生 1983 年发表《论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礼法结合问题》一文，认为礼法结合才是中华法系最基本的特点。

不仅如此，中华法系是在相对封闭而自然的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它所体现的规律性，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张中秋先生是从法理的角度切入中华法系的，显得更深入更具有本质特征。

六是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智慧。2014年《中国法律评论》总第3期上，马先生又发表了‘中华法系中的应有之义一文，更深入地探讨了中华法系，她总体上的观感是：尽管中华法系就整体而言已经不复存在，其在未来也难以预测有复兴的前景，但是谁也不会否认中华法系在古代是一个堪与其他任何法系相媲美的法系，而且其对现实法律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徐忠明教授登在《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上的中华法系研究的再思，作者首先回顾了中华法系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了这些研究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一是对法系的划分缺乏一个基本的统一的标准，造成理解上的错杂。中华法系的内在精神，我认为就是它的亲伦精神，就是以亲属伦理（东方内陆型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以‘教为核心的伦理）为灵魂的特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其中民主性精华批判继承下来，作为新法(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养料，文章的后半部分主要分析中华法系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成文法典并惯于把社会规范的思想意识和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同时，探讨传统的中华法系，以适应现代的需要，也成为中国法学者的另一选择。

即成文法与判例制度相结合，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相结合。[5] 武树臣：‘仁的起源、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华法系的影响，载爱思想网。

在80年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中华法系的特点有五：一是法自君出。在世界上，其他法系都不具备中华法系的这一特点，既没有像中国那样礼法结合的过程，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礼法结合的内容。

⑧重教化慎刑罚的人文关怀。[5]俞荣根先生2014年发在《中华法系与儒家思想》一书中的儒学正义论与中华法系，以仁学为中心，论证中华法系的正义性质：‘仁义—中道结构的儒家仁学正义论是中国传统正义学说，其特点是家族本位的血缘伦理正义，主导着中华法系的法律正义。

所以，这些特征（点）都是外表的，都难以与其他法系根本区别开来。在俞先生的近作《礼法中国-重新认识中华法系》中，对中华法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偏颇认识和争论热点作了辨析，提出中华法系既非律典体制，亦非律令体制，而是礼法体制，并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又通过对中华法系中102个方面规定的分析，认为剔除中华法系中的封建主义内容，还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6] 这一自然段的引文，均见张中秋：概括的传统中国的法理观——以中国法律传统对建构中国法理学的意义为视点，载爱思想网。

不过，我总是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一针见血地准确把握中华法系与西方法系，印、伊法系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足以让我们把握中华法系的特有精神。四是立法与司法始终集权于中央，司法与行政合一。

 注释：[1] 载张晋藩著：《中华法系论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原来的法制欠帐更显突出，继受或直接引用西方法律，成了中国法制的急就章。

结果是整个法史学术领域的普遍危机。三是家族本位的伦理法占有重要地位。

[4] 这一自然段的引文，均见范忠信：中华法系的亲伦精神--以西方法系的市民精神为参照系来认识，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9] 黄宗智：中国的正义体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爱思想网。社会主义的样板-苏联的法律，成了一时之选。[6]后来，张先生还有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对中华法系的法理作了进一步的申说。

(四)中华法系的命运和古代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③矜恤老幼孤寡，宽宥残疾废疾。

⑥法、理、情三者的统一。那样，才可能真正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束缚，建立中国式的、真正现代的、可长期持续的新型中华法系。

这种被称作礼的精神成为确认权利义务以及行为是非功过，衡量违法犯罪和制定司法程序的最高准则。近代昙花一现的半封建法制。